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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08-03-16日，由西安市大慈恩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主办的“玄奘与文明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站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回望一千三百多年前佛教中国化的一代宗师——玄奘大师的行履成就。他历尽千辛万苦的西行求法，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向研讨会提交了《玄奘与佛教中国化》的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教授

我们今天谈佛教中国化，很少会涉及玄奘（602—664），因为与智顗（538-597）慧能（638-713）等众所公认的佛教中国化大师相比，玄奘确实没有参与更谈不上领导火热的佛教中国化运动，因为他年轻时出游印度，回国后主要也是青灯古佛翻译佛典，其人生轨迹似乎与佛教中国化并没有什么交集，至少社会学意义上明显交集是没有的，正因如此，所以人们往往认为玄奘在佛教中国化方面毫无建树，甚至有时还被当作佛教中国化的反面教材来说。说实话，我自己以前也是认为玄奘与佛教中国化绝缘，并且还写过一篇题为《“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的论文，将走“天竺之路”的玄奘与走“天台之路”的智顗作比较以突出智顗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文章主体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文中将玄奘完全排除在佛教中国化大门之外，似乎有欠考虑。本文特就此作一补正。

从玄奘不愿意与道士合作翻译《老子》这件事中，我们发现：（一）玄奘并非只懂唯识学，而是对般若学以及截止他那时的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都非常了解；（二）玄奘力图将佛教与老子思想区分开来，反对道士以佛学来解释《老子》，并且还将僧肇以老庄思想来解释佛学看作是佛教初传中国时的权宜之计，并非确论。他意在告诉人们，佛教本来终极关怀是什么，而且这种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从这两点来看，玄奘并不自外于中国佛教，并因此而对佛教中国化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不能说玄奘对佛教中国化有所贡献，那说他对佛教中国化有所影响而且是正向的影响，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我们中国人一直不理解佛教究竟是讲什么的，所以只好拿中国本土思想，尤其是老庄的思想来比附，这就是所谓的“格义佛教”，其荦荦大者就是“六家七宗”。“六家七宗”将佛教般若学与老庄思想串讲，这是属于文献解读的范畴，不叫佛教中国化。在我看来，凡是佛经汉译以及对汉译佛经的“格义解释”都不能归到佛教中国化名下。就是反对“六家七宗”的僧肇所写的《肇论》，其方法也还是“格义”，因而我们也不能将其归类于佛教中国化。总之，无论如何，文献不足以构成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实践，佛教中国化一定是落实到中国的佛教实践，所谓的“化”，就是落实于实践。凡不能见之于中国佛教实践而只是停留于口头和文献的，都不能叫佛教中国化；二是正法，也就是对佛教的正确理解，意思是佛教中国化，化出来的一定还是佛教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若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一定是可以用正法来解释的，若非如此那就是外道。正是在正法这一点上，玄奘对佛教中国化是有影响的。从中国佛教史上看，佛教中国化正是在我们中国人理解了正法后才出现的。具体地说就是，当我们理解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区别，才开始佛教中国化，要是两者一样，那中国就不需要佛教了，还谈什么佛教中国化。此其一，其二，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又通过中国化的佛教来融合中国本土思想实现儒佛道三教合流，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全部秘密！从中国佛教史上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努力尝试着正确理解佛教究竟是什么，弄明白什么是佛教以后，才出现真正的佛教中国化运动。玄奘躲在翻经室内并没有参与火热的佛教中化运动，但是他对佛教正法的理解和坚持，流传到佛教界后，对佛教中国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使之不偏离佛教方向而变成外道，尤其是他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和《心经》更是起到了这种作用，因为佛教中国化是以般若学为重要基础的，比如在《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中，乌巢禅师将《心经》传授给三藏法师，并对后者说“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又说“此乃修真之总经，作佛之会门也”。如果我们承认《西游记》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回见前文），那么玄奘所翻译的《心经》无疑在佛教中国化中起到了作用。

当然，《西游记》乃是属于文学作品，若从佛学上讲，那么《大般若经》是全面介绍般若思想，而《心经》则是展示般若思想的核心，字少足，对我们准确理解般若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斌宗法师（1911-1958）在谈到《心经》时所说的：

有人说：中国人的根性好尚文辞，又欢喜高超的理论。可是不论文章言语，最崇尚的是简要详明，还得含义丰富。果是这样，除了心经以外，还有那一本经合这几个条件？从知这本经是极合中国人口味的，所以才有这大的权威。又有人说：中国是家家观音，若一问观音的经是那一本，却张口结舌说不出来。不错，法华普门品就是观音经，不过他的篇幅太长，就有些人念诵不便，那能比了这二百六十字的心经便易，而且开口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所以这本经的普遍，自是观自在菩萨的威德。我想甲乙两说都有至理，何妨合起来看，不问谁的一精一确，总是这本经的普遍性，却是无可否认的！

又：

这部《般若心经》，在我们中国佛经流通方面观之，可说是“风行天下”的，并且持诵者亦多，其普及程度确乎在“金刚”，“弥陀”之上。虽然言简文略，只此二百余字，但是含义却极广博而一精一深。它在一代圣教中的地位，总算是一部很重要而负有声望的经典；六百卷般若经的当中，其最简括切要，提纲契领者，当推现在所讲的这部心经了。

如果说般若学是佛教中国化的基础，那么玄奘翻译《大般若经》和《心经》体现了他对佛教中国化的关心，即他怕人们读般若经单行本不能正确理解般若经。当然，玄奘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不是宗教学维度的，而是社会学层面的额，因为他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佛教中国化运动，只是为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正确理解佛教的文本以避免佛教中国化偏离了正法并滑向外道。最后，我想说的是，通过探讨玄奘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佛教中国化既不能违背佛教正法，也不能完全照搬印度佛教，而要在中国文化的框架内表达正法，将佛教正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或者不妨说，中国化佛教既可以对接中国文化，又可以用印度佛学来解释。这就是佛教领域的文明互鉴，这就是宗教层面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佛教。

当然，关于玄奘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还有其他不同的观点，我这里想引季羡林先生（1911-2009）的看法，他说：

玄奘为什么要去取经？原因就是，大乘佛教入门门槛足够低。当时唐王朝最推崇的并不是佛教，而是道教、儒教。偏偏小乘佛教是个让普通人望而却步的宗教，佛法难以理解，有各种律条约束，还不一定能成正果。只有门槛低的大乘佛教才能吸引更多信徒。当时的印度的大乘佛教也分了很多宗派，主流的是大乘的“空宗”。空，就是四大皆空。空宗门槛够低，只需要皈依三宝、礼拜如来就够了。但它的弊端在于“空”的太厉害，不仅“空”掉了物质世界，连佛性、涅槃这些概念都“空”了。这样，不但吸引不了老百姓，好像连宗教本身也断绝了奔头。与之相对的是大乘的“有宗”。它在小心翼翼的否认物质世界的同时，保留了佛性的“有”。既反对把天国入门券卖的太贵，也反对把天国给一并空掉。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最重要的结论是：只要在当世信佛，你就可以成佛！

季羡林讲得对不对，见仁见智，大家自己评判。我这里只想指出，季羡林在谈到大乘佛教时，将与“空宗”相对的“有宗”亦即唯识学之“有”说成是佛性，并认为唯识学“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需要商榷的，至少与我前文的论述有异，我是不太赞同的。